此文作者阿【ā】布拉姆·范·恩根（Abram C. Van Engen）是美国圣路【lù】易斯华盛顿大学【xué】（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. Louis）宗教与【yǔ】政治学【xué】教授【shòu】，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早期文学史【shǐ】、宗教史、思想【xiǎng】史、记忆史、情感史【shǐ】，对【duì】十七世纪清教思想的研究尤为精【jīng】深。本文原【yuán】题“How America Became ‘A City Upon a Hill’: The Rise and Fall of Perry Miller”（Humanities, Winter 2020, Volume 41, Number 1），经作【zuò】者授权，由武汉大学【xué】历史学院【yuàn】的硕【shuò】士【shì】研【yán】究生夏冰【bīng】清翻【fān】译，杜华副教授校对。
佩里·米勒（Perry Miller）
佩里·米勒（Perry Miller）是上【shàng】世纪中期哈佛大学【xué】的历史和文学学【xué】者，是【shì】学术界的巨人。正【zhèng】如【rú】学【xué】者【zhě】迈克尔·克拉克（Michael Clark）所总结的那样，从1931年到1963年，米勒“主持了大【dà】部【bù】分关于美国文【wén】化【huà】的早期形式的文学和历史研究”。米【mǐ】勒帮助建立了他称之为“美国文明”（American Civilization）的研【yán】究，促【cù】进了新【xīn】学科“美国研究【jiū】”（American Studies）的兴起。
米勒致力于研究他【tā】所称【chēng】的“美国的意义”（the meaning of America），试图解开【kāi】它的【de】奥秘【mì】，理解“美国为使自身可【kě】被【bèi】理解而进行【háng】的不懈努力【lì】”。在米【mǐ】勒去世后，神学家莱因霍尔德·尼布尔（Reinhold Niebuhr）说“米勒的历【lì】史【shǐ】工作……水平如此之高，不仅让【ràng】那些欣赏【shǎng】他【tā】的【de】想象力和探索能力【lì】的人感到愉【yú】悦，而且还对整【zhěng】个美【měi】利坚民【mín】族的自我理【lǐ】解做出【chū】了贡献”。
对【duì】佩【pèi】里·米【mǐ】勒来说，这【zhè】种【zhǒng】自我理解起源于清教徒。米勒曾回【huí】忆，早在研究生【shēng】期间，“我就明显地【dì】知道，我必【bì】须从清教移民开始研究”。《荒野之旅》（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，1956）是米勒【lè】读【dú】者数量最多【duō】的一本书，在这本书短短三页的序言内米勒使用“begin”“beginning”“began”“commence”和“origin”的次数达到14次【cì】，而且都是直接用于清教徒【tú】。由于米勒从清教开始研究【jiū】美【měi】国，而且【qiě】由于他【tā】的研【yán】究【jiū】方式如此新【xīn】颖，并拥有巨大【dà】冲击力，所以【yǐ】他在【zài】自己【jǐ】的身后留下了【le】一【yī】长串学【xué】者，他们怀着新的【de】兴趣开始早【zǎo】期新英格兰的【de】研究，他【tā】们所有人都是为了二十世纪而重构清【qīng】教主义。
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
然而【ér】，米勒最持久的影响不是来自其对【duì】清【qīng】教徒的总【zǒng】体性研究【jiū】，而是来自他对一【yī】篇特殊【shū】文本的断言。在断言“美国经验的独特性”从【cóng】根本上说是清教主义的时【shí】候【hòu】，米勒转向【xiàng】了美国的确切起源——1630年【nián】，约翰·温斯罗普（John Winthrop）乘坐阿贝【bèi】拉号（Arbella）到来，建立【lì】了波士顿。或者【zhě】，更确切地说，他转向了一段几【jǐ】乎被遗【yí】忘的文本【běn】中【zhōng】被标记为起【qǐ】源的那一刻。虽然，其【qí】他【tā】清教徒在1628年建立【lì】了【le】塞勒姆【mǔ】；五月花号上的【de】英国【guó】教会分离【lí】派在1620年【nián】建立【lì】了普利茅斯【sī】；荷兰人【rén】在1609年到达了曼哈顿岛；西班牙在1565年建立了圣奥古斯丁；美洲原住民此前一直【zhí】都在这儿。然后，还有更南边的【de】另一个英【yīng】国殖民地，弗【fú】吉【jí】尼亚，成立于1607年【nián】，米勒将它【tā】排除在外，认为【wéi】它缺乏“能够让【ràng】我条理清【qīng】晰【xī】地开始的【de】内部【bù】一【yī】致性”。
换句话说【shuō】，米【mǐ】勒并不寻求美国的某个【gè】起源（an origin of America），而是【shì】探求对【duì】于起源【yuán】的表达（an expression of origins）：“我【wǒ】可以利用【yòng】的第一个清晰的表达体”。对于米勒来说，清教徒“尽其【qí】所能地充分表达，在这【zhè】个过程中没【méi】有比约翰·温【wēn】斯罗普更出色【sè】或更令【lìng】人信服了【le】，当时他在【zài】旗舰阿贝拉号上进行了一次俗人布【bù】道【dào】，称【chēng】它为‘基督慈善的【de】典范’（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）。”
约翰·温斯罗普1630年的布道，现如【rú】今主【zhǔ】要因其【qí】宣【xuān】称【chēng】“我们将【jiāng】成【chéng】为一座山巅之城【chéng】”而出名【míng】。从20世纪【jì】70年代开始，罗纳德·里根（Ronald Reagan）将此篇布道【dào】中的这句【jù】话置于【yú】其政治生涯的中心。里根从【cóng】约翰·温斯罗普开始追溯美【měi】国【guó】的【de】故事，对美国例外主义进行了【le】强有力的阐释——他解释说，美国【guó】例外论【lùn】指的是“有某【mǒu】种神【shén】圣的【de】计划【huá】，将这【zhè】块【kuài】伟大的大陆置于两【liǎng】大洋之间，供那些对自【zì】由有着持久热爱和特【tè】殊勇气的人【rén】去寻找”。在2012年，美国例外论——用短语“山巅之城”来概括——成【chéng】为了共和【hé】党党纲的官方准则【zé】。
罗纳德·里根（Ronald Reagan）
在米【mǐ】勒开始他【tā】的职业生涯之前【qián】，没有【yǒu】一个政治家把“基督【dū】慈善的典范”作为美国【guó】的起源，或【huò】者通过引述、引用或援引它来谋求国家公【gōng】职。几乎没有人【rén】知道这篇布道的存在，也【yě】没有人把这【zhè】个国家描述为“山【shān】巅【diān】之【zhī】城”。在米勒之后，也不【bú】仅仅是里【lǐ】根拿起【qǐ】了它，温斯罗普的文字几乎被每一位在【zài】任的总统所引用【yòng】：约翰【hàn】·肯【kěn】尼迪【dí】（John F. Kennedy）、林登【dēng】·约翰逊【xùn】（Lyndon Johnson）、理【lǐ】查【chá】德【dé】·尼【ní】克松（Richard Nixon）、吉米·卡特（Jimmy Carter）、罗纳德·里【lǐ】根（Ronald Reagan）、乔治·赫【hè】伯【bó】特·沃克·布什（George H. W. Bush）、比尔·克林顿（Bill Clinton）和巴拉克·奥巴马（Barack Obama）。
在米勒职业【yè】生涯之【zhī】前的许多年里，市【shì】场上的历史教【jiāo】科书均未把约翰·温斯罗【luó】普所乘之【zhī】船的到来【lái】视为美【měi】国历史的特殊开端，也没有把美国称为“山【shān】巅之城” 。米【mǐ】勒去世后，温斯罗【luó】普【pǔ】的布【bù】道开始在各个教育阶段的【de】教科书中传播【bō】，到2010年【nián】甚至出现【xiàn】了一本以《山巅【diān】之城》（City upon a Hill）为标【biāo】题的新的美国历史教科书【shū】。
米勒【lè】的【de】主【zhǔ】张也重塑了文学。整个二【èr】十世【shì】纪中期，美【měi】国文学史上【shàng】都没有“基督慈【cí】善的典范”的【de】位置【zhì】。米勒去世后，温斯罗普【pǔ】的【de】布【bù】道【dào】逐渐【jiàn】成为定义和【hé】解释美国文【wén】学从起源到【dào】当代发展【zhǎn】的关键文本。到1979年，这个文本成为《诺顿美国文学选集》（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）的开篇和支柱。这也是市场【chǎng】上最受欢【huān】迎的美国文【wén】学选集。无数的学生【shēng】今天仍在阅读【dú】它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对佩里·米勒来说，温【wēn】斯罗普的【de】布道意【yì】味着什么？温【wēn】斯罗普【pǔ】的布道对于在米勒之【zhī】后的二十世纪的美【měi】国【guó】人意味着【zhe】什么，以至【zhì】于他【tā】们如【rú】此热烈地采纳【nà】和宣传它【tā】？
1905年，佩【pèi】里·吉尔伯特·埃迪·米勒（Perry Gilbert Eddy Miller）出【chū】生在芝加哥的奥斯汀【tīng】区的【de】一个新英【yīng】格兰移【yí】民家【jiā】庭，离欧内【nèi】斯特·海明威（Ernest Hemingway）的家只有几个街区之遥（译者注：1920-1921年间，海明威曾【céng】在芝加哥居【jū】住），而后者大致是【shì】同一时【shí】期在伊【yī】利诺伊州的奥【ào】克帕克镇长大。与海【hǎi】明威一样，米【mǐ】勒成长为了一个无神论者（有时是不【bú】可【kě】知论者），对意【yì】义有【yǒu】着存在主义的追【zhuī】求（existential quest），对旅【lǚ】行和冒【mào】险有着【zhe】强烈的渴求。高中毕业【yè】后【hòu】，米勒进【jìn】入芝加哥大【dà】学学习，但很快【kuài】就退学了，在科罗拉多、纽约、墨西哥、地中海和非洲漫游。他声称【chēng】，自己是在非洲卸货桶装的美国【guó】石油时【shí】顿悟的。想【xiǎng】到【dào】写《罗【luó】马帝国衰亡史》（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）的著【zhe】名【míng】历史【shǐ】学家爱德华【huá】·吉本（Edward Gibbon），米勒【lè】解【jiě】释说，他和吉本【běn】一【yī】样，在远【yuǎn】离家【jiā】乡的地【dì】方找到了自己的目标。“在中【zhōng】非的丛林边缘，同样郁【yù】郁不乐的我，被赋予了一种使命，即【jí】阐释【shì】我【wǒ】所认为的美国最深层的驱动力。”他【tā】将【jiāng】把【bǎ】他的思想、职业生涯、课堂、笔和公【gōng】开演讲，都献给这一【yī】事业。他【tā】用余生来寻找美国的真正意义，并说服美【měi】国民众【zhòng】相信美国的真【zhēn】正意义。
米勒后来【lái】重新入读芝加【jiā】哥大【dà】学，获【huò】得了学士【shì】学位，然后在【zài】1931年【nián】获【huò】得【dé】博士学位。他随即开【kāi】始在哈佛【fó】大学任教，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，他【tā】构建【jiàn】了一个强大的【de】美国故事，在这个故【gù】事中美国开始于十七【qī】世纪清教主义的智【zhì】识文【wén】化，衰【shuāi】落成20世【shì】纪美国物质主义【yì】的现代巨兽。他试图让【ràng】美国回归理性，回归其【qí】本源，回归一种比石油能买【mǎi】到的所有【yǒu】商【shāng】品都要丰富的【de】智识和【hé】文学【xué】文化。 当【dāng】他偶然发现一篇1630年的鲜为人知的布道时，米勒决定，讲述他的【de】故事的【de】最好方式就是宣【xuān】扬这【zhè】一特定文本的【de】重要性。
“基【jī】督慈善【shàn】的典范”有目【mù】的地开启了米勒的【de】美国【guó】故事。米勒【lè】讲道：“在现代社会，一个清【qīng】晰明【míng】确【què】地了解自我意图的社会是非【fēi】常罕见的【de】”“欧洲和亚洲的【de】大多数国家都是在地【dì】理或政【zhèng】治上的偶然和【hé】意外中成长起来的【de】”。他解释说，在【zài】其他国家，随【suí】着【zhe】时【shí】间的推【tuī】移，发生了如此多【duō】的变化，“即使是最爱国的公民也【yě】不【bú】敢说【shuō】，这【zhè】个【gè】国家最初致力于【yú】什么【me】有意识的【de】目标。” 欧洲【zhōu】有许多【duō】传说和神话，有一段被【bèi】迷雾笼罩的黑暗过去【qù】。但【dàn】是美国有【yǒu】一【yī】个【gè】记录在案的过去——一个书面的、表达清晰的【de】开始。人们【men】所需【xū】要做的就【jiù】是收集这些【xiē】文本。人们所需要【yào】做的就是【shì】考察其【qí】来源。米勒坚持认为，人们【men】真正需要做【zuò】的就是阅读温斯罗【luó】普的一篇布道【dào】文。
在二战结束和冷战开【kāi】始后，这种对目【mù】的【de】的需【xū】要——这个关于一个国【guó】家在【zài】目的【de】中建立并从此【cǐ】被其定义的故【gù】事，引起了思想家和作家【jiā】的广泛共鸣。例如，在20世纪50年代末【mò】，《生活》（Life）杂志颇具影响力【lì】的【de】编辑亨利·卢【lú】斯（Henry Luce）要求受人尊敬的知【zhī】识分子和政【zhèng】治领袖阐明【míng】并解释这个国家的目的。 他声【shēng】称【chēng】，“美国人民【mín】正在寻【xún】求一种明【míng】确的国【guó】家目的【de】感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【qíng】都重要”。受【shòu】访者包括政【zhèng】治【zhì】家、诗人、记者【zhě】、传教士和政府官员【yuán】——从比【bǐ】利【lì】·格雷厄【è】姆（Billy Graham）到阿德莱【lái】·史【shǐ】蒂【dì】文森（Adlai Stevenson）的每一个【gè】人。
这【zhè】个庄严团体【tǐ】中的【de】大多数人都被一个似乎已经迷失方向的国家所【suǒ】困【kùn】扰。正如著名记【jì】者约翰·杰赛普（John Jessup）所【suǒ】写【xiě】的那样，“在国家的崛起与伟大的目标之【zhī】间，在【zài】目标的丧失与国家的衰落【luò】之间，难道【dào】没有联【lián】系吗？”问题似【sì】乎【hū】在【zài】于【yú】自满。财富让美国人【rén】变得软弱。约翰·W·加德纳（John W. Gardner）宣称，“我们的部分问题是如何【hé】在【zài】吃【chī】饱【bǎo】后保持清醒”。没有向美国人民提出【chū】任何要求。在获【huò】得物质成功和世【shì】界权力【lì】之后【hòu】，美国似乎满足于让公【gōng】民【mín】去消费【fèi】和消【xiāo】耗，而不关【guān】心更高的目【mù】标。
整个学术界和公共【gòng】知【zhī】识分子都产生了此种担心【xīn】。大卫【wèi】·布林克【kè】利（David Brinkley）、贝蒂·弗里丹（Betty Friedan）、理查德·霍夫斯塔特（Richard Hofstadter）、赖特【tè】·米尔斯【sī】（Wright Mills）、大卫·雷斯【sī】曼（David Reisman）、威廉·阿普尔曼【màn】·威廉姆斯【sī】（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），以及【jí】其他许多人都以【yǐ】自【zì】己的方【fāng】式在作品中谴责美【měi】国【guó】的消费主义和【hé】反智主义，这些作品被美国大众理解和【hé】辩论【lùn】。米勒把自己【jǐ】描绘成一匹“独狼”（a “lone wolf”），但他的担忧绝非【fēi】孤例【lì】。他和其他人一样，认为美国的影响可能是非常【cháng】短暂的。他宣【xuān】称：“历史布满【mǎn】了文明的尸【shī】体，这些【xiē】文明【míng】达到【dào】了扩张的极【jí】限，就会【huì】躲在墙【qiáng】和护城河后面，在那里腐烂。”他认为美国的物质【zhì】文化很快就会【huì】枯竭【jié】。这并不需要特【tè】别的天才“来问你自己，至少【shǎo】你要时【shí】不时地【dì】问自己，美国的【de】这种生活方式是否正在以稳步加【jiā】速的速度冲【chōng】向一个巨大【dà】的【de】特大都【dōu】市【shì】，最后，这个特大城市由于纯粹【cuì】的重负，将逐【zhú】渐痛【tòng】苦【kǔ】地停止，然后在惯性的作用下崩溃成废【fèi】墟”。正如他的一个学生所总【zǒng】结的【de】那样，“他【tā】能想到的【de】是美国的终结【jié】，即便不是美国的富【fù】裕【yù】的【de】终【zhōng】结”。然而，对米勒和【hé】其【qí】他人来说，仅【jǐn】仅是富裕本身就构成了死亡。
为了回到那种潜在【zài】的使命感，美【měi】国人【rén】必须回归清教思想——尽管不是教义【yì】。在提出【chū】这样的主张时，米勒【lè】认为【wéi】， 在标志性意义【yì】和具体内涵这【zhè】两方面，“基【jī】督慈【cí】善的典范”均【jun1】很重要。对米勒来【lái】说，这篇布道意味着【zhe】美国的【de】故事具有世界历史的重要性。根【gēn】据【jù】他的说法，温斯罗普自觉地将他【tā】的社会建立【lì】为【wéi】一个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典【diǎn】范，一座引导其他国【guó】家走向【xiàng】上【shàng】帝的纪【jì】念碑【bēi】。在他最著名的一个比喻【yù】中，米勒解释说，清教徒参与了对【duì】基督教世界【jiè】的“侧翼【yì】攻击”。“新英格兰是宗教【jiāo】改革【gé】的高潮【cháo】，”他说。这是“世【shì】界历史的高潮”。米勒【lè】声【shēng】称，这【zhè】就是温斯罗普的布道所【suǒ】发出的信号。温斯【sī】罗普“在航行中向【xiàng】移民【mín】们宣讲，世界的目光将【jiāng】注视【shì】着他们，他们将如一座山巅之城，供【gòng】所有人观察”。如果这篇【piān】布【bù】道是美【měi】国的起源，那么美国从一开始就在纠正全【quán】世界的道【dào】路方面【miàn】发【fā】挥【huī】着作【zuò】用。温斯罗普布道的这一方面【miàn】将在里【lǐ】根总统和【hé】今后许【xǔ】多其他【tā】人【rén】的政治演说中【zhōng】频繁出现。
但温斯罗【luó】普布道的内【nèi】容【róng】——米勒认为温斯罗【luó】普作为一个典范，实际【jì】上所说或【huò】提【tí】议的内容——与里根和其【qí】他【tā】人【rén】的看法截然不同。根据米勒的说法【fǎ】，这篇布道呼吁清教徒构建高度的社区团【tuán】结。它与美国梦无关【guān】，与改善生活无关，与【yǔ】赚钱【qián】或取得成功无关。事【shì】实【shí】上，米勒【lè】声称，温【wēn】斯罗普【pǔ】明确【què】拒绝了所有这些【xiē】想法【fǎ】。独来独往【wǎng】，出人【rén】头地，发【fā】家【jiā】致【zhì】富，甚至试图致富——这些正是温【wēn】斯【sī】罗普【pǔ】想要防范【fàn】的危险。社会的成【chéng】功依赖于成员之间【jiān】相互的【de】爱，“在这项工作中像一个人【rén】一样团结在【zài】一【yī】起”。根据米勒的说法，清教徒展【zhǎn】现【xiàn】了一【yī】种“对团结的强大信念【niàn】”、一【yī】种“活的【de】凝【níng】聚力【lì】”和一种“在共同【tóng】奉献【xiàn】中团结【jié】在一起的友谊理念【niàn】”。米勒坚持认为【wéi】，与今天不同【tóng】，新英格【gé】兰【lán】的理论家认为社会“不是个人的聚合，而是一【yī】个为明确目的【de】而【ér】运作的有机【jī】体，所有部分都从属于整体，所有成员都贡献了明【míng】确的份额，每个人都有特【tè】定的地位”。
米勒认为，对【duì】更高【gāo】事业的承诺和对上【shàng】帝的奉献使清教社【shè】区非常成功【gōng】，而他们冒【mào】险事【shì】业的成功——它【tā】所【suǒ】产生的财富【fù】——最终破坏了【le】冒【mào】险事业【yè】本身。当清教徒开始【shǐ】赚钱的时候，他们的目标【biāo】就崩溃了。他写道：“在登【dēng】陆一【yī】百年后，他们被迫惊讶地看着自己，几【jǐ】乎无法【fǎ】理解【jiě】他们【men】是如何【hé】变成现在这样的【de】。”他【tā】们已经忘记了【le】他们的事业和计划，他们的目标和奉【fèng】献。对米勒来说，这次失【shī】败【bài】的重【chóng】点很清楚：清教徒的灭亡不是源【yuán】自外部【bù】的反【fǎn】对；而是内部原因所致。它是由清教徒自【zì】己的【de】成功造成的。
在20世【shì】纪【jì】50年代，米勒看到这个故事再【zài】次上演：美国的成功，其突然的财富和权力，将【jiāng】很快证明这个国【guó】家在走向毁灭。根据米勒的【de】说法，这种模【mó】式在散【sàn】落在历史长河【hé】中的【de】许多【duō】社会中重【chóng】复出【chū】现。米勒明【míng】确地将美国【guó】比【bǐ】作【zuò】罗马【mǎ】帝【dì】国【guó】，后者的衰【shuāi】落正是由于其成功而引发的解体【tǐ】所致。对米勒来【lái】说，历史从根本上说是具【jù】有讽刺意味的。胜利和成就会导致失望和灾难；进步是由【yóu】于自己意【yì】图之外的原【yuán】因造成的；没有任何进【jìn】步是彻【chè】底安全的【de】，因为所有的增【zēng】长都包含着新的【de】、可能【néng】更【gèng】具灾难性衰【shuāi】退的种子。正如历史学家【jiā】亨利·梅（Henry May）所总【zǒng】结的【de】那样，“他关【guān】于清教【jiāo】主【zhǔ】义的作品都阐释了【le】一个口号：没有【yǒu】什么比成功更失败”。无【wú】论米勒走到哪里，他都看到【dào】同样的历史规律在重演【yǎn】，在他的脑【nǎo】海中，可以【yǐ】从美【měi】国崛起【qǐ】的现代【dài】财富中看出美国衰败的开始。
米勒提出这【zhè】些【xiē】主张的方【fāng】式【shì】使他有别于其他学者。他“对【duì】胡言乱语和礼貌不耐烦，”一个学生回【huí】忆说，“态度生硬，喷【pēn】着鼻息【xī】——也【yě】许与梅尔维尔笔下的一头宏【hóng】伟【wěi】的鲸【jīng】鱼并无二【èr】致。”米【mǐ】勒去世的时候，在【zài】《哈佛深红报》（Harvard Crimson）上的他的【de】讣告将他比作梅尔【ěr】维【wéi】尔笔下疯狂的亚哈船长：“那些争吵的句【jù】子，忧思【sī】的态度，让人无法不分享其【qí】快【kuài】乐的巨【jù】大【dà】而【ér】可憎的笑声，所有这些都被【bèi】一些超【chāo】人的、恶魔般的【de】东西所触动。他活得很紧张【zhāng】，甚至【zhì】是自我毁灭。” 他的“举止常常很糟糕，”另一个学生【shēng】回忆说；“他【tā】的漫不经心的谈话意在【zài】让人【rén】震惊。”
在【zài】开【kāi】课时，米【mǐ】勒会试图“吓跑那些蜂拥而至的人群”，他会首【shǒu】先列举自己的“巨大【dà】成就”，然【rán】后给【gěi】学生们列【liè】出了【le】一份【fèn】同样庞大的、几乎不可能完成的阅读清单。这【zhè】样【yàng】炫耀权力似【sì】乎会让他远离学【xué】生，然而“你不可能在他面前【qián】感觉【jiào】不到【dào】他【tā】关【guān】心你和你的想法，”一名学生【shēng】回【huí】忆道。“米勒并【bìng】非不善【shàn】良”另一个人补充说；“他只是不留情面。”在一次研究生研讨会上，他禁止我们【men】称赞其他【tā】同学的论文【wén】。他说：“因【yīn】为我们【men】彼此相爱【ài】，所以我们【men】要残忍。” 根据至少【shǎo】一种说法【fǎ】，这些经验同样适用于他自己。一【yī】名学生【shēng】记【jì】得，有次【cì】他在【zài】门外等待时，听到米勒的办公室【shì】里有激烈【liè】的【de】争吵。当喊叫声平【píng】息后【hòu】，他敲【qiāo】门进去，才发现米【mǐ】勒是一个人。争吵是和他自【zì】己发【fā】生【shēng】的。
在20世纪50年代，米勒的【de】论【lùn】点和【hé】抱负进入了一【yī】个【gè】新的阶段。在【zài】这十年中，他开始创作一部名为《美【měi】国人的思【sī】想生活》（The Life of the Mind in America）的巨【jù】著【zhe】——试图捕【bǔ】捉从革命【mìng】到内战期【qī】间“美国人的【de】思想”的方方【fāng】面面，将【jiāng】其全部整理【lǐ】成九本连贯的书：宗教、法律、科学、教育、政治经济和组织、哲学【xué】、神学【xué】、自然和自我。这本汇编将【jiāng】成【chéng】为他所有努力的顶点【diǎn】，是【shì】他三十【shí】多年潜心研究的高潮。米勒曾声称，他所取【qǔ】得的一切成就只是这个真正【zhèng】项目的序曲——这个项目也是他最后的【de】研【yán】究【jiū】项目。
当米勒开始准备【bèi】写作【zuò】《美【měi】国【guó】人【rén】的思想生活》（The Life of the Mind in America）的时候，他向【xiàng】他能【néng】找【zhǎo】到的所有基金会寻求资金支持【chí】。在他那【nà】个时代没有【yǒu】多少基金会，也很少有基【jī】金会愿意给予帮助。有一个基【jī】金会为他【tā】提供了足够【gòu】的【de】资金来雇用一【yī】个名【míng】叫艾伦·海【hǎi】默特（Alan Heimert）的研【yán】究生，海默特不久将取代米勒成【chéng】为哈【hā】佛大学的鲍【bào】威尔·M·卡伯特（Powell M. Cabot）美国文学讲席教【jiāo】授。然而，米勒并【bìng】没有得【dé】到太【tài】多的帮助。他【tā】向一位名叫塞缪【miù】尔·罗森塔尔（Samuel R. Rosenthal）的好朋【péng】友说明了【le】自己的挫折【shé】，罗【luó】森塔尔是芝加哥一位著名的律【lǜ】师，作为回应，他资助了米勒【lè】。1956年，塞缪【miù】尔·罗森【sēn】塔【tǎ】尔向哈【hā】佛大学捐赠【zèng】了3万美元【yuán】，这【zhè】足【zú】以支付米勒连续三【sān】年【nián】的一半工【gōng】资和福利【lì】，使他每【měi】年有一个【gè】学期【qī】的时间用于【yú】写作。米勒承诺【nuò】，他将全身心地投入到“伟大计划”中，不做【zuò】“一丁点【diǎn】苦工”，这些【xiē】在过去曾【céng】时常让他陷入困境【jìng】。三年的时间，似乎很充裕。
The Life of the Mind in America
三【sān】年过【guò】去了，米勒给罗森塔尔写【xiě】信，解释他缺【quē】乏进展的【de】原因【yīn】。他为【wéi】材料【liào】的【de】缺乏和项目本身的雄【xióng】心辩解：他承认【rèn】“我时常为我的【de】项目中隐藏的自大感到不知【zhī】所措【cuò】”。 收到这封信后【hòu】，罗森塔【tǎ】尔干脆提供了更多的钱。米勒【lè】拒绝了。他【tā】在1960年声称【chēng】他有足【zú】够的材料，足够【gòu】的笔记。他【tā】所需要做的仅仅【jǐn】是【shì】把它写下来。这本书很快就【jiù】将【jiāng】完成。尽管如此，罗森塔尔【ěr】坚【jiān】持认为，只要米【mǐ】勒【lè】需要，他创立的“D and R基金”将提供更多资金。然而，米勒拒绝了他的朋友，向罗森塔【tǎ】尔保【bǎo】证这本书【shū】就【jiù】要完成了。考虑到他1963年去【qù】世时留下的东西【xī】——他【tā】只完成了【le】九卷中的两卷——米勒不【bú】可【kě】能真的【de】相信他曾经接【jiē】近完成【chéng】。
佩里·米勒的【de】职业生涯【yá】以灾【zāi】难【nán】性的方式结束。他被【bèi】妻子【zǐ】赶出家门【mén】，独自住在【zài】哈佛大【dà】学的【de】一间宿舍里，最终【zhōng】酗酒而亡。米勒一生都钦佩清教【jiāo】徒对目标的追求，钦佩他们构建理解社区整体【tǐ】的【de】模【mó】式的努力，但他最终似乎被自【zì】己对意义【yì】的追求【qiú】压倒了【le】。他从【cóng】约【yuē】翰·温斯罗普和【hé】《基督慈善的典范》开始【shǐ】——一个对起源的清晰表达，一种让他【tā】能够连贯地开始叙述的条理性【xìng】——但随【suí】着他的推进，随着故【gù】事的扩大，随着美【měi】国叙【xù】事的弧线向【xiàng】多个方向弯曲和转【zhuǎn】移，他没能找【zhǎo】到能【néng】将所【suǒ】有事情结合起【qǐ】来的范式【shì】。阅读他的【de】论【lùn】文，人们可以感觉到，在他【tā】生命【mìng】的尽头【tóu】，米勒认为自【zì】己已经失败【bài】了【le】。
在很【hěn】大程【chéng】度上，米【mǐ】勒确实【shí】失【shī】败了。不是【shì】说尽管【guǎn】他努力【lì】，但还是失败了；而是说【shuō】他之所以失【shī】败，就是因【yīn】为他的努力。米勒对清【qīng】教徒和“基督慈善的典范”的全【quán】身【shēn】心的【de】投入最终不能解决或【huò】解【jiě】释20世纪【jì】中期美【měi】国社会的主要关切。在【zài】米勒职业【yè】生涯开【kāi】始之际，W. E. B·杜·波【bō】伊斯出版了《美国黑人的重建》（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）(1935)，这本【běn】书对历史研究如何系统【tǒng】地排斥和诋毁非裔美国人的【de】斗争和贡献【xiàn】做出了尖【jiān】锐的描述。第二年，1936年，兰斯顿【dùn】·休斯（Langston Hughes）写【xiě】了《让美国再次成为美国【guó】》（“Let America Be America Again”）——呼吁美【měi】国的【de】承【chéng】诺最终延【yán】伸到【dào】非裔美国人身【shēn】上【shàng】。1941年，也【yě】就是亨【hēng】利【lì】·卢斯【sī】（Henry Luce）在《生活》(Life)杂【zá】志【zhì】上【shàng】发表《美国世纪》（“The American Century”）的同一年【nián】，理查德【dé】·赖特（Richard Wright）记录了大【dà】萧条【tiáo】时【shí】期1200万黑【hēi】人的各种的生活和希望。十年【nián】后民权运动爆【bào】发。这【zhè】些年来，数以【yǐ】百万计的【de】非【fēi】裔美国人【rén】从南方【fāng】迁移到北【běi】方，从农田迁移【yí】到城市中心，包括米勒长【zhǎng】大的芝加哥奥斯汀社区。杜波【bō】依斯在1903年预言说【shuō】：“二十世【shì】纪的问题【tí】是肤色界【jiè】限的问题。” 然而，在【zài】佩里·米勒所有伟大的作品中，肤【fū】色【sè】界限的问【wèn】题没有出现。当然，没有一本书，也没有一个学者【zhě】能够解决每【měi】一个问【wèn】题。但米勒明【míng】确给自己【jǐ】设【shè】定了解释【shì】“美国的意义”的任务，而这一意义从未触【chù】及席卷这个【gè】国【guó】家【jiā】的最重【chóng】要问题之一。如果米【mǐ】勒感到自己失败了——如果【guǒ】他感到他的美国故事越来越【yuè】难以维系，对美【měi】国人民的重要【yào】性【xìng】越来越低【dī】——他是对的。
然【rán】而，在【zài】某种程度【dù】上，米勒的成功远远超出了他最大的期盼【pàn】。他将约翰·温【wēn】斯【sī】罗普的【de】布道“基督慈【cí】善的典范”带到公众面前【qián】，并将【jiāng】其变成美国起源的关键文本。米勒宣称这是对共【gòng】同体的第一个【gè】明确的声明，一篇阐述了美国将【jiāng】致力【lì】于心灵生活的布道词。米勒从温【wēn】斯【sī】罗【luó】普【pǔ】的文字中读出了反对美国梦【mèng】的基【jī】本前提的【de】不朽证词。历史的讽刺在【zài】于——米勒很可能【néng】已经意识到——在宣传温斯罗普【pǔ】的布道时，他使其成【chéng】为他最担【dān】心【xīn】和最【zuì】哀叹的【de】一切的【de】关键声明【míng】。在未来【lái】的【de】几年里【lǐ】，温斯罗【luó】普的 “山【shān】巅之城”布【bù】道将成为【wéi】里根总统的“在山巅上的【de】光辉之城”：对个【gè】人自由【yóu】、物质繁荣和美国权力的庆【qìng】祝【zhù】——最重要的是，呼【hū】吁【yù】美国人重拾【shí】乐观精神，重新相信【xìn】自【zì】己【jǐ】。没有什【shí】么比成功【gōng】更容【róng】易滋生失败。而在使温【wēn】斯罗普的布道成为美国文化的基石方面，没有人比佩里·米勒更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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